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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報:“三項規程”背景下的庭審實質化

發布時間: 2018-06-22 08:42 點擊: 次 


作者:李敏

來源:人民法律報


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深化庭審實質化改革的“三項規程”(即《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和《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三個規程”,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成果在刑事審判活動中的貫徹落實。近期,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與東衛刑事辯護與司法改革研究基地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庭審實質化模擬審判暨高峰論壇”,就“庭審實質化”的實踐樣態和理論依據進行模擬和研討。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胡云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副部級專職委員陳國慶出席了論壇,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顧永忠教授主持論壇。來自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多名專家學者和司法工作人員參加了論壇。本文對各位與會人員的主要觀點予以摘錄,期望對2018年全面推行“三項規程”有所裨益。


關于庭審實質化

“庭審實質化”和“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這兩個概念很容易被人混淆,對此,胡云騰大法官在論壇上進行了詳細闡述:“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一項重大的司法改革舉措,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內涵非常豐富,涵蓋了刑事訴訟的所有階段,涉及到司法體制、訴訟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和司法公正的實現密切相關,而且涉及到十九大報告中專門提出的“人權法治化保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庭審實質化”則是指要讓庭審在保障訴權、查明事實、解決爭議、公正裁判以及裁判文書說理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涉及司法理念問題、司法職權配置問題、控辯審的能力問題、相關配套措施問題,等等。


與會人員一致認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必須以庭審實質化為基本抓手,然而,考慮到司法資源的有限性,他們認為,實現庭審實質化的前提是對刑事案件的審理實現繁簡分流,即通過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等配套制度對多數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控辯雙方對整個案件沒有爭議的案件簡化審理,只對那些案情比較復雜、疑難,社會影響比較大,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比較重的刑罰,特別是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進行精細審判,在這些案件中發揮庭審的作用,使法庭真正成為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用法律定罪量刑的場所,實現“簡案快審、繁案精審”,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庭審實質化。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認為,在刑事訴訟過程的諸多環節中只有庭審是控、辯、審三方同時參與,而且公開進行的訴訟活動。只有庭審能夠真正發揮它的實質作用,才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司法公正的同時保障人權,從而贏得司法公信、樹立司法權威,而這也是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重要內容的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審監庭副庭長羅智勇還認為,庭審實質化的應有之意是控、辯、審三種職能在庭審過程中實現良性互動,而不是哪一種職能受到壓抑,或者沒有發揮應有的實質性作用。


關于庭前會議

庭審實質化的前提是刑事案件審理的繁簡分流,實現“簡案快審、繁案精審”。然而,“繁案精審”不意味著和“繁案”有關的一切問題都在法庭上解決,而這也正是設置庭前會議程序的重要目的之一。負責起草三項規程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原庭長戴長林對庭前會議解決的問題進行了闡述:


首先,是庭前會議的對象問題。不是所有案子都要召開庭前會議,而是只有大概30%左右被告人不認罪或者被告人雖然認罪但是案情疑難復雜、社會影響重大或控辯雙方對事實證據存在較大爭議等情形的案件可能需要召開庭前會議,而且這30%左右的案件也不是都需要開庭前會議,而是要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其次,是庭前會議的參加人問題。控辯雙方一定要參加庭前會議,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被告人要不要參加?如何參加?庭前會議規程規定,如果庭前會議中涉及到和被告人權利相關的關鍵證據,庭前會議可以在看守所開;如果庭前會議涉及到和被告人權利相關的關鍵證據,而被告人又不參加庭前會議,辯護人應當在召開庭前會議之前聽取被告人的意見,和被告人進行溝通。在后一種情形下,庭前會議結束以后,辯護人還要告知被告人庭前會議的情況,以便他們在法庭上達成初步共識。


第三,是庭前會議解決問題的范圍。首先是庭前會議中的證據展示問題。在庭前會議上,控辯雙方因熟悉案情,只需要把各自有異議的證據直接提出來,理出爭論的焦點。到了法庭上,控辯雙方只需要對這些證據進行法庭調查、質證。其次是庭前會議上的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詳見下文“關于非法證據排除”)。


    最后,是庭前會議的拘束力問題。這次規程賦予庭前會議一定的拘束力:在庭前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的事項或作出的決定等,都要到法庭上進行確認;在庭前會議上,控辯雙方達成一致,并作出承諾且法官也認可的,控辯雙方或其中一方到法庭上如果反悔,又沒有新的理由和證據材料,法庭一般不再進行處理;對于控辯雙方未達成一致的事項,則要在法庭上進行法庭調查和質證。


關于非法證據排除

 關于非法證據排除問題,與會人員也進行了討論,普遍認為其實施的效果不佳,并認為主要有三方面困難:一是啟動難,二是認定難,三是排除難。結合三項規程的起草過程,戴長林就如何克服三方面的困難進行了闡述:


首先是啟動難問題。這次制定的三項規程將啟動排除非法證據程序分兩步走:第一步,庭前會議階段。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只要向法庭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并提供了相關線索或材料,法庭就要召開庭前會議,并在召開庭前會議3天前將申請書和相關線索或材料的復制件送交人民檢察院,公訴人對這些相關線索或證據進行調查后,控辯雙方各拿各的證據參加庭前會議。這樣,在庭前會議上可能產生三種結果:一是申請人撤回申請。二是公訴人撤回相關證據。三是控辯雙方爭執不下。第二步,法庭調查階段。一旦庭前會議上出現控辯雙方爭執不下的情形,非法證據排除即進入法庭調查階段。在此階段,法官如果認為公訴人出示的證據確實不夠,有刑訊逼供的可能,則在法庭上要嚴格按照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全面詳細地調查。


二是認定難的問題。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規定,開庭審理前,承辦法官應當閱卷,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特別是重大案件,承辦法官要審查: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在偵查終結前是否核查訊問的合法性,是否對核查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檢察人員進行核查的,是否作出核查結論。這一款規定了駐看守所檢察人員偵查終結前的詢問制度,是一項制度創新。


三是排除難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法院要樹立司法權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敢于排除非法證據。這次規程明確規定,開庭前,法院在庭前會議上建議檢察院撤回起訴,檢察院堅持不撤回的,開庭后仍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不能再由檢察院撤回起訴。


 陳國慶認為,非法證據排除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法證據的排除范圍問題。關于“毒樹之果”、疲勞訊問等問題,其界限怎么把握以及由此產生的口供怎么排除,在目前司法實踐中都比較困難。二是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問題。因為證明的方式、方法問題,我們總體上傾向于將非法證據排除放在審查起訴階段,即最好是在開庭前,如果需要在法庭上啟動,可能也要設置一些條件,這也是需要研究的。三是同步錄音錄像在非法證據排除中的使用問題。現在的刑訴法規定了比較嚴重的犯罪要同步錄音錄像,我們傾向于最好所有的案件都有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另外,如果同步錄音錄像和口供有實質性的差異,即將同步錄音錄像作為證據使用,而不是用筆錄,這項規則目前在檢察機關內部基本上已經確立起來了。


關于證人出庭作證

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經過查證屬實之后才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關于查證屬實,目前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幾乎所有的書證和物證都能夠質證了,仍然存在困難的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問題。


 關于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胡云騰認為,原因很復雜。從客觀上說,一是現在辦案的科技證據越來越多,偵查機關辦案相對也越來越規范,證人證言及其對質的作用相對有所下降;二是證人、鑒定人出庭的配套措施還不完善;三是有些法官駕馭庭審能力不強,有些檢察官和律師訊問、詢問證人以及質證和辯論能力也不強,證人出庭效果不大突出。從主觀上說,因為司法理念和傳統觀念的問題,少部分辦案人員會認為即使證人、鑒定人不出庭,也不影響查清案件的事實,而有些證人也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不愿意出庭作證。因此,要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問題,就要看到純粹因法官、檢察官不愿意證人出庭的原因正在減少,要研究和解決證人不出庭背后的深層次問題,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完善配套措施,并不斷提高法官駕馭庭審、檢察官和律師參與庭審的能力,等等。


北京大學教授陳永生建議通過保障律師申請證人的權利來解決證人出庭難的問題。如果辯護人提出證人出庭的申請,法院在開庭前幾日內應當予以答復,如果不同意辯護人的申請,要說明理由,且要給辯護人的這項權利一定的救濟渠道,即如果法院不同意申請,辯護人可以復議乃至訴訟等。


    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設室處長方煒則認為,證人出庭問題的解決要放到“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兩個大的背景下面構思。他認為,如果能夠真正實現刑事案件審理的繁簡分流,即使把證人出庭啟動權完全交給控辯雙方,對于占比很少的那部分不認罪的疑難案件而言,證人出庭也會變成常態,而不出庭則是例外。


關于法庭調查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三項規程最終目的就是實現庭審實質化,而三項規程中直接規定庭審中各項規則的只有法庭調查規程。刑訴法在庭審中規定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階段,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參與刑事訴訟的各方主體對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之間的界限及各自的功能定位卻并不清楚。


 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李壽偉認為,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應當有相對明確的分工。法庭調查是要把證據在法庭上進行出示和質證,原則上講,沒有經過出示、質證的證據是不能作為辯論根據的,也不能作為公訴意見和辯護意見,如果在辯論階段,在公訴意見、辯護意見里,檢察官或者律師提出了新的證據,應該恢復法庭調查。法庭辯論階段只能就現有證據進行分析,而不能出現新證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正廳級檢察員聶建華認為,英美法系的訊問進攻性很強,大陸法系訊問的進攻性則要弱一點,究其原因,在于訊問的結果對法庭判斷構成的影響不同。在法庭調查規程的制度設計、完善以及適用過程中,我們首先要考慮訊問效果要對法庭認知產生怎樣的影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宏耀也認為一定要清楚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界限。他認為,法庭調查應當圍繞證據的可采性和證明力展開,其目的是要把每一個證據都打磨成珍珠,而法庭辯論則是要通過邏輯等各種方法把珍珠穿成珍珠項鏈,這二者不能混淆,不能剛調查完一個證據,你就說根據剛才的調查我足以證明什么,那是法庭辯論要展示的東西。


論壇最后,陳衛東教授總結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三項規程”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以及庭審實質化改革進程中的重要一步,而要真正的庭審實質化,就要排除審前證據的效益,所有證據都應當庭進行質證,要阻斷證據讓法官審前了解以形成審判預斷的可能,要切實適用證據規則,這才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


(作者單位:人民司法雜志社)



“三項規程”內容豐富、涉及面廣,對刑事律師來講,正確理解和運用《三項規程》對律師辯護工作的開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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