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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20個觀點

發布時間: 2019-03-13 10:17 點擊: 次 


1.如何處理2009年《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與2015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適用關系?

2.如何準確認定被告人是否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

3.如何準確把握和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骨干成員?

4.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成時間?

5.在較長時期內暫停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是否可以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仍持續存在?

6.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人數?

7.如何審查判斷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

8.如何認定和把握“一定經濟實力”的范圍和數額標準?

9.如何審查判斷所獲經濟利益是否用于黑社會性質組織?

10.如何根據違法犯罪活動的多樣性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標準?

11.如何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特征中的暴力性?

12.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

13.如何認定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的罪責?

14.如何根據“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內在要求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

15.組織者、領導者通過賠償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的,量刑時應當如何把握?

16.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構成立功,量刑時應如何把握?

17.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涉黑罪名不成立的,應如何依法處理?

18.行為人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行為跨越刑法修正施行日期的,是否應適用修正后的刑法,一并進行追訴?

19.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行為人歸案后如實供述相關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的,能否認定立功?

20.公安機關的內勤人員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行為知情不舉的,是否屬于不依法履行職責,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1. 如何處理2009年《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法〔2009〕382號)與2015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15〕291號)的適用關系?

戴長林、朱和慶、劉廣三、周川、張向東:《〈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理解與適用》指出2015年《紀要》整體上延續了2009年《紀要》的有關精神,2009年《紀要》的大部分內容在今后的審判實踐中仍具有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參照執行。兩相比較,《紀要》中的新變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12009 年《紀要》未作規定,《紀要》予以補充,如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適用、財產刑的適用等內容就屬于這種情形。審判時,應當按照《紀要》的規定執行。(2)2009年《紀要》已有規定,《紀要》予以完善、修改,如組織成員人數、經濟實力數額等問題,相關內容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審判時,也應當按照《紀要》的規定執行。(3)2009年《紀要》已有規定,《紀要》予以細化,如對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八種情形的進一步解讀就是這種情形的典型代表。審判時,應當將兩個紀要的有關內容相互結合,配套使用。

2. 如何準確認定被告人是否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以下人員不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1)主觀上沒有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意愿,受雇到黑社會性質組織開辦的公司、企業、社團工作,未參與或者僅參與少量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2)因臨時被糾集、雇傭或受蒙蔽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提供幫助、支持、服務的人員;(3)為維護或擴大自身利益而臨時雇傭、收買、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上述人員構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具體犯罪處理。

《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指出:關于組織者、領導者、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的認定。組織者、領導者,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起者、創建者,或者在組織中實際處于領導地位,對整個組織及其運行、活動起著決策、指揮、協調、管理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通過一定形式產生的有明確職務、稱謂的組織者、領導者,也包括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被公認的事實上的組織者、領導者;積極參加者,是指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多次積極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積極參與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組織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具體主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財務、人員管理等事項的犯罪分子;其他參加者,是指除上述組織成員之外,其他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的犯罪分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42號)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或者受蒙蔽、脅迫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情節輕微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第1152號陳垚東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司法實踐中,認定被告人有無組織行為、領導行為相對容易,而認定被告人是否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時,情況則顯得比較復雜。一般來說,可以將是否舉行專門的參加儀式作為重要的認定依據。但當前的實踐中多數黑社會性質組織在發展成員時并無此類程序,這就要求在審判時要按照兩份《紀要》的規定,審慎地結合以下兩個方面來判別被告人是否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

第一,是否參與實施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黑社會性質組織區別于其他犯罪組織的本質特征,就是依靠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來達到對經濟、社會生活進行非法控制并進而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生存離不開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而是否參與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又是表明被告人與涉案黑社會性質組織之間存在關系的重要標志。因此,這一點自然是判斷參加行為的重要依據。

第二,與涉案黑社會性質組織之間有無相對固定的從屬關系。所謂相對固定的從屬關系,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組織者、領導者居于核心地位,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較穩定地處于被領導、被管理的地位。其中,有些人是直接聽命于組織者、領導者,更多的則是在分級管理的體系內聽命于其他組織成員。但不管怎樣,組織成員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均應具有相對固定的位置,如果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沒有任何從屬關系,如只是臨時受邀或基于個人意愿參與某起犯罪,即便其參與了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也不能將其認定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換言之,如果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找不到可以對應的位置,就說明被告人與該犯罪組織沒有從屬關系;如果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某一成員之間沒有服從與被服從、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就不能認定被告人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

實踐中,對于某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或其違法犯罪活動有一定關聯的人員能否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的問題尚存在爭議。為防止不當擴大打擊面,《紀要》明確了不應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三類人員,其行為如果構成其他犯罪的,應按照具體犯罪處理。我們認為,在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時應當遵循“主客觀一致”的基本原則。對于“主觀上沒有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意愿,受雇到黑社會性質組織開辦的公司、企業、社團工作,未參與或者僅參與少量黑社會性質組織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雖然也可視為在客觀上接受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但由于未參與或者僅參與少量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還不足以推定其主觀上已經具有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意愿,因此,不應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

例如,在劉漢、劉維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漢龍公司財務人員劉某、賴某某因履行職務而實施了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憑證犯罪,但并未被認定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對于“因臨時被糾集、雇傭或受蒙蔽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提供幫助、支持、服務的人員”以及“為維護或擴大自身利益而臨時雇傭、收買、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由于這兩類人員主觀上沒有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意愿,客觀上也沒有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管理,只是臨時性的雇傭與被雇傭、收買與被收買、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因此,也不應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這兩類人員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經過長期合作后已經相互滲透與融合,則另當別論。

高憬宏、周川:《〈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的理解與適用》指出: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的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分為組織者、領導者、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被告人在組織中的地位不同,其罪名和可能被判處的刑罰就會不同。由于之前缺乏明確的標準,實踐中存在將被告人的組織地位“拔高”或“降格”認定的情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紀要》對各類組織成員分別進行了界定。

關于積極參加者、其他參加者。“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是認定積極參加者、其他參加者時需要審查的主觀意志要素。對于那些主觀上并無加入意圖,因被糾集、雇傭、收買、威逼或者受蒙蔽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提供幫助、支持、服務的人員,不應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另一方面,從實踐情況看,黑社會性質組織在吸納成員時,一般都不會舉行儀式或者辦理手續,這使得“參加”行為難以通過充分的證據被客觀地反映出來,往往只能依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加入犯罪組織后所實施的具體違法犯罪活動來認定。基于以上考慮,同時也是為了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紀要》要求辦案時應正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即:“對于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或者受蒙蔽、威脅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情節輕微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紀要》從客觀行為方面將積極參加者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多次積極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違法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此類積極參加者不僅要求其多次積極參與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而且在其參與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中一般應起主要作用;第二種是“積極參與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且作用突出的犯罪分子”。此處“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既包括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一些已造成重大財產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犯罪;第三種是“其他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實踐中,一些具體主管黑社會性質組織人、財、物等事項的組織成員雖然很少參與,甚至從不參與違法犯罪活動,但這些成員往往與組織頭目有著某種特殊關系,相互聯系密切。而且,這些成員由于直接掌控著犯罪組織的“生命線”,對于組織的維系、運行、發展實際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理應認定為積極參加者。需要強調的是,此類積極參加者應是對犯罪組織的人、財、物等事項具有“主要管理職權”,且對犯罪組織的維系、運行、活動確實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員,不能把凡是參與前述事務的組織成員均認定為積極參加者。

3. 如何準確把握和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骨干成員?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應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并有比較明確的層級和職責分工,一般有三種類型的組織成員,即:組織者、領導者與積極參加者、一般參加者(也即“其他參加者”)。骨干成員,是指直接聽命于組織者、領導者,并多次指揮或積極參與實施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長時間在犯罪組織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屬于積極參加者的一部分。

1153號朱光輝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在認定“骨干成員”時應分以下幾個層次來把握:第一,“骨干成員”是積極參加者中的一部分,應當滿足積極參加者的認定條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2009年《紀要》)已經從主客觀兩方面明確了積極參加者的認定標準。主觀方面是指“明知而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客觀方面則更為復雜一些,既要有“參加”行為,又要符合三種情形之一。其中,第一種情形是指“多次積極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違法犯罪活動”。要求行為人多次積極參與實施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且在其參與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中一般應起主要作用。第二種情形是指“積極參與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且作用突出”。行為人所參與的“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既包括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綁架等性質嚴重的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一些已造成重大財產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犯罪。第三種情形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起重要作用”。實際上就是專指那些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人、財、物等重要事項具有“主要管理職權”,且對犯罪組織的維系、運行、活動確實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員。審判時,對于“骨干成員”應當首先根據上述規定進行初步判斷,不符合積極參加者認定條件的應直接被排除在外。

第二,“骨干成員”應當是直接聽命于組織者、領導者的積極參加者。當時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的黃太云同志在解讀《立法解釋》時指出,“骨干成員,通常是指從組織者、領導者那里受領任務又指揮和積極參與實施具體的犯罪活動的人”,這一解讀清晰地傳達出了立法本意。應當說,這一解讀既符合“骨干” 一詞的文意,又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結構相契合。可以試想,在組織者、領導者明確,而由其直接管理的積極參加者又基本固定的情況下,一個兩層級的組織結構便已然建立,只要再加上一定數量的其他成員,并有組織紀律、規約作為管理手段,穩定的犯罪組織即可基本成型。因此,審判時應當緊緊把握“直接聽命于組織者、領導者”這一限定條件,從積極參加者中準確篩選出“骨干成員”。

第三,“骨干成員”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所起的作用應當大于一般的積極參加者。在認定“骨干成員”時,僅僅具備“直接聽命于組織者、領導者”這一條件還是不夠的。既然是“骨干”,所起的作用自然是要比一般的積極參加者更大。與2009年《紀要》中關于積極參加者的規定相比較后不難發現,2015年《紀要》對于“骨干成員”客觀方面的要求,實際上是在積極參加者相關要求基礎上的升級。只有是“多次指揮或積極參與實施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長時間在犯罪組織中起重要作用”的積極參加者,才能被認定為“骨干成員”。也就是說,只要未達到“多次”,即便“積極參與實施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且作用突出”,也不能認定。同理,只要未達到“長時間”,即便是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人、財、物等重要事項具有主要管理職權,亦不能認定。

4. 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成時間?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存續時間的起點,可以根據涉案犯罪組織舉行成立儀式或者進行類似活動的時間來認定。沒有前述活動的,可以根據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強勢地位的重大事件發生時間進行審査判斷。沒有明顯標志性事件的,也可以根據涉案犯罪組織為維護、擴大組織勢力、實力、影響、經濟基礎或按照組織慣例、紀律、活動規約而首次實施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的時間進行審査判斷。存在、發展時間明顯過短、犯罪活動尚不突出的,一般不應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

1154號史錦鐘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盡管舉行成立儀式也并不意味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都已具備,但由于此類活動往往帶有明確組織層級、結構、宗旨、目標的性質,故將舉行成立儀式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時間的起點很少會引起爭議。不過,由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熟程度、嚴密程度畢竟不同于典型的黑社會組織,通過舉行專門儀式來宣告成立的為數很少,故僅此一個判斷標準尚不足以應對實踐中各類復雜情況。審判時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發展過程中,都存在對其樹立非法權威、爭奪勢力范圍、獲取穩定經濟來源具有重要意義的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重大事件。這些違法犯罪活動或重大事件的具體情形和后果不盡相同:有的是擊垮主要競爭對手,有的是搶得重要資源,還有的是制造重大社會影響并極大提升了犯罪組織的知名度。但其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會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展、升級產生顯著的推動或催化作用。將這些違法犯罪活動或重大事件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成起點,不僅易于判斷,而且也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立宗旨和發展規律。

當然,確實也有一些案件中不存在明顯的標志性事件。在此情況下,可以按照2015年《紀要》的規定,將首次實施有組織犯罪活動的時間作為形成起點。應當注意的是,“首次實施有組織犯罪活動”并非僅指實施犯罪的方式具有組織性,更重要的是看該犯罪是否為了組織利益、按照組織意志而實施,以及犯罪能否體現該組織追求非法控制的意圖。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并非只有那些直接體現組織利益和組織意圖的違法犯罪活動才能構成,只要符合組織慣例、紀律、活動規約,或者客觀上起到維護和擴大組織勢力、實力、影響、經濟基礎作用的也可認定。但是,在判斷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時間起點時,由于還沒有所謂的慣例、紀律、活動規約可供參照,反映非法控制意圖的事實尚不充分,如果作為判斷依據的“首次實施有組織犯罪活動”不能體現組織利益、意圖,則會失去應有的作用和意義。

5. 在較長時期內暫停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是否可以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仍持續存在?

1155號汪振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關于“持續存在”如何認定,筆者認為,在確定犯罪組織的形成起點后,只要該犯罪組織以組織名義、為組織利益連續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就可以認定犯罪組織持續存在。實踐中,有些黑社會性質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因某些具體的犯罪案件被公安司法機關查破,原有的組織成員或被抓或潛逃,被迫暫時停止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由此形成組織“潰散”的假象。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后,組織成員又會重新聚集,或者又有新的成員加入并繼續實施有組織違法犯罪活動。對這種情況,判斷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否持續存在,應當著重審查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等組織的核心成員是否具有延續性,以及組織的非法影響是否具有延續性。組織的核心成員具有延續性,說明犯罪組織的基本構成是穩定的;非法影響具有延續性,說明犯罪組織的行為方式和犯罪宗旨未發生根本變化。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五款第一項中的“骨干成員基本固定”,不能理解為骨干成員不變或基本不變。如同正規合法的社會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也會存在新老交替,當原本的骨干成員受到司法打擊或由于死亡、受傷、潛逃、被開除等其他原因脫離組織后,由低層級的成員或新成員填補繼位,并不會影響組織結構的穩定性和組織運轉的有效性,組織者、領導者依然能夠通過對骨干成員的直接指揮來對整個犯罪組織進行穩定的管控。因此,只要不是時聚時散或者頻繁地大面積更換,就可以視為“骨干 成員基本固定”。正因如此,在判斷組織核心成員的延續性時,也并不要求骨干成員全部或者大部分保持不變。

6. 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人數?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應當具有一定規模,人數較多,組織成員一般在10人以上。其中,既包括已有充分證據證明但尚未歸案的組織成員,也包括雖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但因尚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訴,或者根據具體情節不作為犯罪處理的組織成員。

7. 如何審查判斷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應當結合制定、形成相關紀律、規約的目的與意圖來進行審查判斷。凡是為了增強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組織性、隱蔽性而制定或者自發形成,并用以明確組織內部人員管理、職責分工、行為規范、利益分配、行動準則等事項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約定,均可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

《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指出:此外在通常情況下,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和穩定,一般會有一些約定俗成的紀律、規約,有些甚至還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具有一定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也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應具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雖然沒有再作類似規定,但立法機關仍然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應具有嚴密性,只是“不需要必須具有明確的組織名稱、綱領、章程、活動規約等”。實踐證明,如果沒有通過一定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來加強內部管理,黑社會性質組織將難以保持其自身的穩定性、嚴密性,從而也難以發揮組織應有的能效。因此,《紀要》將“具有一定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作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時的重要參考依據。當然,紀律、規約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宣誓、訓誡、警告、處罰及組織成員公知公認的慣例、準則等等,但如果確實不存在一定的紀律、規約,則案件定性時應慎重。

8. 如何認定和把握“一定經濟實力”的范圍和數額標準?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一定的經濟實力”,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獲取的,足以支持該組織運行、發展以及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經濟利益。包括:1.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聚斂的資產;2.有組織地通過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的資產;3.組織成員以及其他單位、個人資助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資產。通過上述方式獲取的經濟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組織成員個人掌控,也應計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實力”。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所應具有的“經濟實力”在20-50萬元幅度內,自行劃定—般掌握的最低數額標準。

9. 如何審查判斷所獲經濟利益是否用于黑社會性質組織?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是否將所獲經濟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是認定經濟特征的重要依據。無論獲利后的分配與使用形式如何變化,只要在客觀上能夠起到豢養組織成員、維護組織穩定、壯大組織勢力的作用即可認定。

《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斂財方式也具有多樣性。實踐中,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會通過實施賭博、敲詐、販毒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經濟利益,而且還往往會通過開辦公司、企業等方式“以商養黑”、“以黑護商”。因此,無論其財產是通過非法手段聚斂,還是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取,只要將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即可。

“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一般是指購買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經費,為受傷、死亡的組織成員提供醫療費、喪葬費,為組織成員及其家屬提供工資、獎勵、福利、生活費用,為組織尋求非法保護以及其他與實施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有關的費用支出等。

10. 如何根據違法犯罪活動的多樣性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標準?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涉案犯罪組織僅觸犯少量具體罪名的,是否應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要結合組織特征、經濟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綜合判斷,嚴格把握。

第1156號焦海濤等人尋釁滋事案指出:本案中,公訴機關指控以焦海濤為首的犯罪組織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但指控的具體犯罪事實中僅涉及尋釁滋事罪一個罪名。指控的20起犯罪事實中,有12起是該組織實施的有組織犯罪,包括11起暴力拆遷引發的尋釁滋事和1起因焦海濤為承攬工程而實施的尋釁滋事。指控的犯罪行為雖然在次數、手段上符合“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特征,但應當看到,焦海濤等人是因為中央花園項目才聚集在一起,但他們并不是依靠非法手段獲得該項目征地拆遷業務,而是受項目部雇傭從事暴力拆遷活動。除了中央花園項目,焦海濤等人并未染指其他拆遷工程,這些因素決定了他們的犯罪對象和犯罪手段具有特定性,只需要采用暴力、威脅、滋擾手段迫使項目征地范圍內的住戶盡快簽訂拆遷協議即可,不需要實施其他更多性質不同的犯罪來制定西平縣拆遷行業的從業規則或者影響當地與征地拆遷無關的居民的生產、生活秩序。這一點,也可以反過來證明焦海濤等人只是依附于中央花園項目,通過配合征地拆遷牟利。截至被公安機關查處之時,其既沒有對當地經濟、社會生活進行非法控制的意圖,也沒有以非法控制為目的實施相應的違法犯罪活動,實際上并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

當然,正如之前所說,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應當進行整體考察,并不是僅憑未觸犯多個罪名這一點就可以認定某一犯罪組織是否涉黑,這也是2015年《紀要》中對犯罪“多樣性”問題只作提示性規定的初衷,審判時應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11. 如何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特征中的暴力性?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包括非暴力性的違法犯罪活動,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始終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并隨時可能付諸實施。因此,在黑社會性質組織所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中,一般應有一部分能夠較明顯地體現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基本特征。否則,定性時應當特別慎重。

第1157號符青友等人敲詐勒索,強迫交易,故意銷毀會計賬簿,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行賄案指出:符青友等人利用三友公司和北門勞務組有組織地在旌德縣城北門建設工地上承攬土方工程或沙石材料供應業務,并多次實施強迫交易、敲詐勒索犯罪。僅從觸犯的罪名、犯罪的次數以及非法獲利數額等方面來看,其行為基本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特征中的有組織性、違法性和危害嚴重性等特點。但符青友等人實施強迫交易、敲詐勒索犯罪的手段的暴力色彩極為微弱,既沒有帶領組織成員實施打打殺殺的行為,也不是通過暴力在旌德縣城對人民群眾形成事實上的心理威懾。符青友等人在承攬土方工程或沙石材料供應業務過程中,大多數是以“當地事由當地人做”、政府批復“同等條件下優先安排勞務”等為理由,與開發商、承建商進行“談判” “協商”承攬工程,而這些“談判” “協商”并不是以暴力為基礎。在少數項目中,符青友等人以自己是失地農民要生活、“工程在誰地皮上勞務由誰做”為理由,采取到工地堵門、堵路、不讓施工等手段強攬土方工程或沙石供應,沒有直接對開發商、承建商或其他提供勞務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開發商、承建商之所以妥協退讓,也不是基于對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恐懼,而是為了避免因符青友等人的滋擾導致工程拖延。與其說開發商、承建商的心理受到強制,不如說是不勝其煩。因此,本案在行為特征方面,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應有的行為方式存在明顯區別。

12. 如何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屬于2009年《座談會紀要》規定的五種情形之一的,一般應當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但確與維護和擴大組織勢力、實力、影響、經濟基礎無任何關聯,亦不是按照組織慣例、紀律、活動規約而實施,則應作為組織成員個人的違法犯罪活動處理。組織者、領導者明知組織成員曾多次實施起因、性質類似的違法犯罪活動,但并未明確予以禁止的,如果該類行為對擴大組織影響起到一定作用,可以視為是按照組織慣例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

《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由組織者、領導者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由組織成員以組織名義實施,并得到組織者、領導者認可或者默許的違法犯罪活動;多名組織成員為逞強爭霸、插手糾紛、報復他人、替人行兇、非法斂財而共同實施,并得到組織者、領導者認可或者默許的違法犯罪活動;組織成員為組織爭奪勢力范圍、排除競爭對手、確立強勢地位、謀取經濟利益、維護非法權威或者按照組織的紀律、慣例、共同遵守的約定而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由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其他違法犯罪活動。

第1158號劉漢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組織者、領導者并非對所有組織成員實施違法犯罪承擔責任,純粹由組織成員個人實施的犯罪,不能視為組織犯罪。組織者、領導者之所以要對一些并非由自己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的違法犯罪承擔責任,一言以蔽之,是與組織意志和組織利益有關。詳言之:第一,“由組織成員以組織名義實施,并得到組織者、領導者認可或者默許的違法犯罪活動”。 是指組織成員以組織名義實施違法犯罪時原本未經組織者、領導者授意,屬于“越權”行為。但因組織成員以組織名義實施,不言而喻能擴大組織的影響力,符合組織利益,且因得到了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可或默許,體現了組織意志,因而視為組織犯罪。

第二,“多名組織成員為逞強爭霸、插手糾紛、報復他人、替人行兇、非法斂財而共同實施的違法犯罪”。此類違法犯罪雖然行為人主觀動機上不一定是為了組織利益,但因上述行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經常實施的違法犯罪,通常手段上具有暴力、脅迫性,方式上為公開化或半公開化,犯罪的附帶后果能擴大組織的影響力和勢力,客觀上符合組織利益。而且,多名組織成員共同實施,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組織意志,尤其是得到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可或默許,可能體現組織的意志,因而視為組織犯罪。

第三,“組織成員為組織爭奪勢力范圍、排除競爭對手、確立強勢地位、謀取經濟利益、維護非法權威而實施違法犯罪”。顯而易見,這幾種情形都是為了組織利益而實施的違法犯罪。其中,為組織謀取經濟利益較為直接,而為組織爭奪勢力范圍、排除競爭對手、確立強勢地位、維護非法權威與組織的潛在利益有關,有利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在今后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從而謀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因而視為組織犯罪。

第四,“按照組織的紀律、慣例、共同遵守的約定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所謂組織的紀律、共同遵守的約定,是指組織制定或者自發形成的,并用以明確組織內部人員管理、職責分工、行為規范、利益分配、行動準則等事項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約定;所謂慣例,是指能夠體現組織意志、宗旨的一貫做法。可見,上述四種情形均能體現組織意志或符合組織利益,或者是組織利益和組織意志的統一,如果與組織利益無任何關聯,即使有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可和默許,也不能視為組織犯罪。

13. 如何認定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的罪責?

1158號劉漢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此問題涉及到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承擔罪責的范圍和程度兩個方面:

(一)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承擔罪責的范圍

關于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承擔罪責的范圍,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第三條的規定,“……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按照其所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因此,組織者、領導者應對其直接組織、領導的罪行承擔責任,而不是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全部罪行承擔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組織者、領導者應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即組織者、領導者與犯罪行為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實施者構成共犯,應根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具體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是:(1)第一種觀點錯誤理解了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按照其所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意在強調組織者、領導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罪行承擔責任,而不能對組織成員個人的罪行承擔責任,此處的“組織、領導”限定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而不是“罪行”。(2)刑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黑社會性質組織是犯罪集團的高級表現形式,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也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3) 2009年《紀要》進一步規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根據法律規定和該《紀要》中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的規定,按照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責任。

(二)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承擔罪責的程度

組織者、領導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并不意味著組織者、領導者在具體犯罪中承擔最重罪責,而要根據其在具體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確定罪責。具體來說,在確定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的罪責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第一,組織者、領導者對于并非由自己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的犯罪一般不承擔最重的責任。如上文所述,2009年《紀要》規定了四種并非由組織者、領導者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的違法犯罪。上述四種情形下,組織者、領導者對具體犯罪只是一般性地知曉,甚至根本不知曉,只應負一般的責任,而應當由具體犯罪的起意者、組織者、指揮者或者實施者承擔最重的責任。

第二,組織者、領導者對由其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實施的犯罪,一般應承擔最重的刑事責任。實踐中存在的爭議問題是,如果組織者、領導者提出犯意后未參與具體的策劃、實施,如何確定其罪責程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正確適用死刑的指導意見》指出:對于雇兇者與受雇者共同直接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犯罪的,應認定雇兇者為罪行最為嚴重的主犯;雇兇者沒有直接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犯罪行為,但參與了共同犯罪的策劃,實施了具體組織、指揮行為的,對雇兇者也應認定為罪行最為嚴重的主犯;雇兇者只是籠統提出犯意,沒有實施具體組織、指揮行為,積極實施犯罪行為的受雇者可以認定為罪行最為嚴重的主犯。我們認為,上述意見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具有參考意義,但審判時應當結合涉黑犯罪的自身特點來把握,不能機械理解。具體來說,如果組織者、領導者不僅提出犯意,而且具體策劃、組織、指揮,或者直接參與實施犯罪的,當然應認定為罪責最為嚴重的主犯。但是,如果組織者、領導者沒有針對具體犯罪進行策劃、組織、指揮以及參與實施,只是提出犯意后交由組織成員負責實施,也并不能就此認為組織者、領導者不是罪責最為嚴重的主犯,還應當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分析。

14. 如何根據“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內在要求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

1159號王云娜等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案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司法認定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就危害性特征來說,不能僅根據一個或數個孤立事實來認定,而是要通過一系列的違法犯罪事實來反映。而且,對于具體的違法犯罪事實也不能只看客觀上造成的后果,還要審查行為時的主觀意圖。換句話說,就是審判時不能簡單堆砌和套用以上兩個紀要的規定。為進一步揭示危害性特征的內在要求,有必要對“非法控制、重大影響”做進一步分析。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控制”,是指使一定對象處于自己的占有、管理和影響之下;“影響”,是指對他人的思想和行動所起的作用。由此推論,《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五款中的非法控制,是指以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手段使一定對象處于自己的占有、管理和影響之下;重大影響,是指以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手段對一定對象的思想和行動產生發生作用。二者有著以下共同點:1.都是有意識地以非法方式主動干涉他人(包括其他單位、組織)的結果;2.都不是一種偶然、短暫的現象,而是一種持續的狀態;3.控制或影響的對象具有廣泛性,控制或影響的程度具有嚴重性。根據以上幾點,在對涉案犯罪組織是否形成非法控制與重大影響進行司法判斷時,除了要對照兩個紀要的相關規定,還應著重審查涉案犯罪組織是否是基于爭搶勢力范圍、樹立非法權威、攫取不法利益等非法控制目的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是否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連續、多次通過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對他人的自主性造成干擾或破壞;被侵害對象的數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已達到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嚴重程度。如果以上幾點都已齊備,危害性特征一般能夠成立。反之,則不能認定。

15.組織者、領導者通過賠償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的,量刑時應當如何把握?

1161號鄧統文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社會危害遠大于普通刑事案件,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骨干分子的人身危險性也往往更大。同時,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違法犯罪活動積聚了較強的經濟實力,社會關系也較為廣泛,更容易通過經濟賠償來取得被害方諒解。為了不給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留下可乘之機,2015年《紀要》規定:“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應當通過判處和執行民事賠償以及積極開展司法救助來最大限度地彌補被害人及其親屬的損失。被害人及其親屬確有特殊困難,需要接受被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被告人賠償并因此表示諒解的,量刑時應當特別慎重。不僅應當查明諒解是否確屬真實意思表示以及賠償款項與黑社會性質組織違法所得有無關聯,而且在決定是否從寬處罰、如何從寬處罰時,也應當從嚴掌握。可能導致全案量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寬處罰。”

筆者認為,對于紀要中的前述規定,審判時應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和把握:一是被害人諒解必須基于真實意思表示。由于黑社會性質組織體系嚴密,人員構成復雜,經濟實力較強,因此,即便在被司法機關打掉之后,仍有可能殘存一定的犯罪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審判時,若被害方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表示諒解的,一定要審慎核實背景情況,排除因受到威逼、誘騙而違背真實意愿的情形;二是被告人的賠償款項應當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所得無關。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都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但是,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采取各種手段極力掩飾、隱瞞違法犯罪所得的來源、去向,給司法機關的追繳工作制造困難。因此,審判時應當認真甄別賠償款項的來源,不能讓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利用隱匿的違法犯罪所得在量刑時獲利;三是在諒解意思真實、賠償款項與違法犯罪所得無關的情況下,量刑仍應從嚴把握。如前所述,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對于此類犯罪分子原則上不能因被害方諒解而予從寬處罰。如果被害方確因特殊生活困難急需獲得經濟賠償的(如喪失勞動能力以及急需支付就學、就醫費用等),在考慮是否從寬以及確定從寬幅度時,要以保證罪責刑相一致、實現刑罰目的以及全案量刑平衡為底線。

16. 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構成立功,量刑時應如何把握?

1162號吳亞賢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設立立功制度的實質根據有二:一是從法律上說刑罰的目的之一在于對罪犯施以改造,犯罪分子揭發他人犯罪,表明其有意積極配合司法機關查處犯罪,說明其主觀上發生向好轉變,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可以適度降低用于改造功能的刑罰;二是從政策上說,揭發他人犯罪有利于司法機關發現、偵破案件,可予以必要獎勵。如果被告人雖有立功表現,但其主觀惡性很大且未發生變化,再犯可能性并未減小,人身危險性并未降低,難以實現改造目的的,則不予從輕處罰。對于因揭發檢舉而構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是否從寬處罰,除了要綜合考慮此類犯罪的特殊危害、被告人所具有的各種量刑情節以及全案的量刑平衡之外,還應著重審查以下兩點:一是認罪態度。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若能如實供述罪行,則檢舉揭發可以表明其人身危險性降低,對其從寬處理不違反立功制度設立初衷。反之,對于在證據面前拒不供認或者避重就輕的,則不宜從寬處理;二是檢舉線索的來源。由于組織者、領導者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獲取他人犯罪線索的便利條件,故審判時應當防止組織者、領導者利用這種優勢地位獲利甚至逃避處罰。2009年《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的其他犯罪線索,即使依法構成立功或重大立功,在量刑時也應從嚴把握”。2015年《紀要》進一步指出:“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的其他犯罪線索,如果在認定立功方面存在事實、證據或法律適用爭議的,應嚴格把握。構成立功的,在決定是否從寬、如何從寬時,要依據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從嚴掌握,可能導致全案量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寬處罰”。審判時,應當根據2009年《紀要》和2015年《紀要》的前述規定對檢舉揭發線索的來源進行審查。如果線索是利用特殊地位而取得,且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的,則一般不應從寬處罰。至于對檢舉線索“關聯性”的判斷,則應當從是否與黑社會性質組織尋求非法保護、實施違法犯罪等活動有關聯、是否與該組織的成員、“保護傘”及雇傭、糾集的人員有關聯等方面來進行審查。

具體到本案,吳亞賢在一審期間、二審期間、死刑復核期間均拒不供認罪行,對于馬東進等人的受賄線索,其在一審期間也并未檢舉,而是等到一審宣判后才向司法機關反映,目的不言自明。這些情況都可以說明吳亞賢并未認罪悔罪,檢舉揭發只是其妄圖逃避處罰的一種手段,其人身危險性并沒有絲毫降低。同時,以吳亞賢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廣東省廉江市長期、多處非法采礦,并大量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廉江市公安局長馬東進等人明知該組織從事非法采礦活動,不僅不予查處,還與吳亞賢合作采礦辦廠,充當該犯罪組織的“保護傘”,任由該犯罪組織為非作惡、發展壯大。吳亞賢為了與馬東進等人搞好關系,除了通過入股分紅構建利益共同體,還經常請吃請喝以籠絡感情。吳亞賢所檢舉的馬東進等人的受賄線索,就是在這些吃喝宴請活動中獲知,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尋求非法保護緊密相關,屬于利用組織者、領導者地位獲取的“關聯性”線索。綜上,吳亞賢雖有立功情節,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本案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吳亞賢不予從輕處罰是正確的。

17.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涉黑罪名不成立的,應如何依法處理?

1160號牛子賢等人綁架、敲詐勒索、開設賭場、重婚案指出:對于報送核準死刑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經復核認為涉黑罪名不成立的,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依法準確處理。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多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始終強調辦理死刑案件“一審是基礎、二審是關鍵”,并特別注重發揮二審法院對死刑案件的審查把關作用。本案中以牛子賢為首的犯罪團伙在四個特征方面均與黑社會性質組織存在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二審法院重新審判,可以促使二審法院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標準,從而在今后的類似案件審判過程中更好地發揮職能作用。

第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五十三條的規定,對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準死刑、發回二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直接改判,二是必須通過開庭查清事實、核實證據或者糾正原審程序違法的,則應開庭審理。本案發回重審后,二審法院具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如果檢察機關未能補充提供認定涉黑事實的證據,二審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對涉黑事實和被告人牛子賢的定罪量刑作出改判,并可以以綁架罪等非涉黑罪名再次報請核準死刑;如果檢察機關能夠補充提供相關證據,則可以按照二審程序開庭審理,查清事實,并重新作出是否認定涉黑犯罪的判決。

第三,由于其他被認定犯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同案被告人的判決已生效,二審法院重審期間,既可以解決對牛子賢的實體處理問題,也可以通過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一并解決相關同案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無疑更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

需要補充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擬不核準死刑的復核決定之前,曾依法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了本案有關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亦認為一、二審認定被告人牛子賢等人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是否認定涉黑犯罪對被告人牛子賢及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有影響,故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不核準牛子賢死刑,將案件發回二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決定。二審法院對本案重新審理后,直接予以改判,對原判牛子賢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不予認定,并以綁架罪等其他犯罪再次報送核準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經再次復核,依法核準了被告人牛子賢死刑。

18.行為人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行為跨越刑法修正施行日期的,是否應適用修正后的刑法,一并進行追訴?

1163號劉學軍、劉忠偉、呂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本案中,被告人劉學軍、劉忠偉、呂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事實共有6起,始于1997年左右,終于2013年案發,跨越20115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后。三被告人均辯稱自己的包庇、縱容行為發生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應適用修正前的1997年刑法對三人定罪量刑。被告人的辯解能否成立,這就涉及到對于連續犯,其行為跨越刑法修正前后兩個時間段的,如何適用刑法的問題以及是否適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等問題。這一問題,在1997年刑法修訂后已經凸顯。針對此一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8年作出《關于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高檢發釋字〔19986號)(以下簡稱《批復》),該《批復》針對繼續犯、連續犯等犯罪形態跨越修訂刑法如何適用刑法的問題作了明確。對于連續犯,《批復》規定:“對于開始于1997930日以前,連續到1997101日以后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101日前后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從這一規定足以看出,對于連續犯,原則上仍適用修訂后的刑法追訴,如果修訂后的刑法所對應的法定刑較重的,仍應當依法適用,只不過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雖然該《批復》針對的是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但該《批復》意旨符合《刑法》第12條的規定,仍應參照適用。

本案中,至2011年5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時,被告人劉學軍、呂斌對其掌握的劉維等人涉嫌殺害陳富偉,劉忠偉對其掌握的劉維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的重要情況仍隱瞞不報,不依法履行職責,放縱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故三人的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應適用修正后的刑法第294條。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42號)第6條的規定,“多次實施包庇、縱容行為的”、“致使某一區域或者行業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遭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別嚴重破壞的”、“致使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逃匿,或者致使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查禁工作嚴重受阻的”,均屬于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中“情節嚴重”。本案三被告人連續多次實施包庇、縱容行為,不僅致使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劉維逃匿多年,且導致周政被殺案原始案卷材料缺失,給查證命案造成嚴重障礙,屬“情節嚴重”,應依法嚴懲。一、二審法院對三被告人量刑時,同時又酌情從寬考慮了三被告人犯罪行為跨越《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后的客觀事實,并結合三被告人各自的罪責,分別判處被告人劉學軍有期徒刑八年、劉忠偉有期徒刑六年、呂斌有期徒刑五年的刑罰。筆者認為,一、二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對三被告人的量刑是公正的,體現了罰當其罪。

19.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行為人歸案后如實供述相關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的,能否認定立功?

1163號劉學軍、劉忠偉、呂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行為人歸案后如實供述相關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的,不能認定立功情節。依據我國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8號)(以下簡稱“《解釋》”)的規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與“檢舉揭發型立功”的區別,審判實踐中時常存在模糊認識。筆者認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如果犯有數罪的,則應如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僅如實供述所犯數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的部分認定如實供述,沒有如實供述的部分則不能認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既包括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還應當包括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果檢舉、揭發了與其無關的他人的犯罪事實,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了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的,已經超出了如實供述的范疇,經查證屬實的,屬于立功。如果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犯罪事實中必然包含有他人的犯罪事實的,換言之,沒有超出如實供述范疇的,依法不應當認定為立功。例如,受賄人如實供述受賄事實必然包含行賄人的犯罪事實。本案中,2009年初,陳富偉等人被劉維授意、組織的人員當街殺害。被告人劉忠偉明知劉維有重大作案嫌疑,卻不依法履行職責,隱瞞不報。同年5月,劉忠偉在公安機關找其調查時陳述了劉維等人商議殺害陳富偉的經過。劉忠偉據此主張其有立功表現。一、二審法院均未認定劉忠偉的行為構成立功,是正確的。

20.公安機關的內勤人員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行為知情不舉的,是否屬于不依法履行職責,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1163號劉學軍、劉忠偉、呂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出:公安機關的內勤人員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行為知情不舉的,屬于不依法履行職責。本案被告人劉學軍、劉忠偉、呂斌長時間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其中,呂斌在知曉并隱瞞劉維等人殺害陳富偉時,時任四川省德陽市公安局裝備財務處處長。呂斌據此提出其系公安機關的內勤人員,沒有查禁違法犯罪職責,依法不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辯護意見。筆者認為,此點辯解是不能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條規定了人民警察的任務和范圍,同時,該法第6條規定了公安機關不同崗位的人民警察的14項具體職責。依該法第2條的規定,無論人民警察的具體崗位如何,均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任務。該任務是所有人民警察的共同職責,也屬于法定義務,內勤崗位上的人民警察也不例外。被告人呂斌明知劉維有殺害他人的重大嫌疑,隱瞞不報,不履行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共同職責,屬于不依法履行職責。一、二審法院均未采納被告人的此點辯護意見,并依法認定被告人呂斌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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